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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提起垃圾处理，会让很多主管部门和城乡百姓“头痛”。城乡要发展，消费要升级，垃圾产量也会随之快速增长，困扰着民众生活，处置不当则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亟须转变传统整治理念，建立新型治理模式，以应对步步紧逼的垃圾困局。 新旧垃圾叠加，问题日益凸显
对于北京环卫集团合肥项目部的负责人胡毅熠来说，厨余垃圾处理始终是块“心病”。
天气回暖，安徽合肥市某小区一个垃圾满溢的厨余垃圾桶前，飘出阵阵恶臭。胡毅熠说:“过去餐厨垃圾是不过夜的，现在桶满了却拉不走！”
胡毅熠发愁的，也是合肥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李大勇所烦恼的。去年以来，为了防控非洲猪瘟提高了全市餐厨垃圾回收率，导致餐厨垃圾激增。目前，合肥市日餐厨垃圾回收量达到600吨～800吨，但全市唯一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日均处理能力只有200吨，垃圾积压情况严重。
就在城市被餐厨垃圾“缠身”的同时，来自周边农村的垃圾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越来越多的农村垃圾被运进城。安徽太和县垃圾转运量仅一年便从200多吨攀升到700余吨。
江苏省城管局副局长夏明介绍，2011年起江苏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大量的农村生活垃圾进入城市垃圾处理厂，“一些县城新建的垃圾场很快被占了一多半”。在扬州，不仅垃圾填埋场库容饱和，垃圾焚烧厂也满负荷运转，每天还有约400吨生活垃圾等待处理。
建筑装修垃圾、升级淘汰的家具家电急剧增多，是各地集中反映的新垃圾问题之一。广州益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低值可回收物及大件物处理公司。总经理史学快说，这几年明显感受到家庭淘汰家具的周期在缩短。“以前每个月回收几吨床垫，现在每月要回收五六十吨。”
随着新旧垃圾叠加增长，各地不同程度面临着“无力处置、无处可去、低效利用”的窘境。
“满了！满了！”是记者一路采访听到最多的回应。
由于多地垃圾填埋场“暴库”，只能将垃圾运送到外市县处理，运费一年需要六七百万元，对有些贫困县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有地方城管部门表示，过去一些地方开发区一般工业废弃物是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的，有的地方工业废弃物占比可达10%～15%。如今，随着环保政策的严格执行，工业固体废弃物不能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也不允许乱倒乱填，存在大量积压现象。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高级工程师顾军说，国家提倡对餐厨垃圾进行资源化再利用，但建设处理能力100吨规模的餐厨垃圾处理厂，投资就要近1个亿，运行费用每吨在230元至280元，不见效益。
江苏某市用机械臂对装修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有业内人士说：“因为政府补贴大部分费用才得以进行。”
大多数地方的实际情况是，找个垃圾山，寻几名“破烂王”进行人工分类，将有用的拿走。
上述问题的背后，凸显了当前在垃圾处置上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垃圾处置基础设施滞后、分类处置体系残缺、管理各自为政等。
当下，各地处理垃圾过于依赖焚烧。科学处理垃圾，除了焚烧这一末端处理办法，还需从垃圾分类这一源头上加强。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处理，不少地方是空白。
可回收物中高价值的物品有机构回收，其他低价值的少人问津，即便设有一些专门回收机构，但分散不均，难以满足需求。按照国家要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应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衔接时有断点、堵点，导致前端分类不力，中间缺乏力量介入和分类处置，终端“混为一团”处理。
垃圾处理涉及多个部门，重点不同，往往造成垃圾处理统筹不足、难以协同。比如城市生活垃圾目前多由城管部门负责，但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处置、可回收垃圾处置又涉及生态环境、商务、供销等部门负责，一些地方由于衔接不力、各管一段，导致有害生活垃圾无处可去、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低。
面对“垃圾综合征”，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念、管理办法已经难以适应，到了亟待转向综合治理的关键时期。
应尽快明确生活垃圾的治理理念和路径。末端处理一直是主要思路，虽说近年来开始从单纯处置向资源利用拓展，但在生活垃圾分类上，还停留在搞些试点、多摆几个垃圾桶的层面。各地普遍缺少执行分类的紧迫感和动力，过度依赖焚烧。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樊霆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的残渣和有害物，是不可持续的做法。建议以焚烧解决燃眉之急，以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为迫切之举和长远手段，从政府层面统一认识，用科学、明确的理念指导行动。
健全垃圾回收处理体系，着重解决无处可去的问题。基层环保人士建议，尽快布局建设餐厨垃圾、生活危险废物等垃圾处置场所，建立分类运输体系，补上垃圾分类体系中的断点，使源头分类与末端处理有效衔接。
引进技术手段，破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两网融合难题。目前，不少互联网企业加入垃圾分类，建立线上预约回收、分类处理渠道，取得很好成效。比如多个城市探索了“支付宝+垃圾分类”回收平台，打通居民、企业、城管部门等多个环节，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完善。
【转载】半月谈
